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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谁想出来在学术期刊上刊登科幻小说这种馊主意的？反正亨利·吉（Henry Gee）是拒绝承认的，“我总觉得那个人不是我，但我的同事都说是我……”总之事实是，1999年，为了庆祝千禧年到来，身为《自然》资深编辑的他开始兼职负责发科幻了。
几年后，科幻成了固定栏目。如今，这个名为“未来”（Futures）的板块恐怕已经是《自然》纸刊阅读率最高的栏目了。“这些科幻已经成了很多研究者的一种秘不与人道的乐趣，” 他说，“他们不会公开说，但是会向同行和编辑承认：每次拿到一本《自然》，他们最先看的就是科幻版。”
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，亨利·吉的日常和其他编辑没有差很多：读论文手稿，和同事讨论，参加学术会议，拜访实验室。不过除此之外，他可能还是奇幻圈子里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——他毕竟是托尔金协会学术会刊《梅隆树》的编辑，还出版了一本《中土大陆上的科学》。一个古生物学博士，顶级期刊资深编辑，跑去研究现代奇幻文学的开山作，这不矛盾吗？在采访他之后我发现，非但不矛盾，而且似乎让他看待科学事业的观点变得更加犀利、更加引人思考了。
“X档案非常好地展现了科学家所做的事情”
果壳网：喜欢托尔金的史诗故事，又从事科学，这两种爱好对你而言有联系吗？
亨利·吉：我喜欢未知的东西。我对科学的边缘地带比较感兴趣，就是那些并没有很多现成知识的领域。古生物学的一个大好处就是，你看不到活着的动物的行为，你只有很小的片段，你得尽己所能从这些片段里把过去重建起来——而这也是我喜欢托尔金的原因。
托尔金就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英语诗歌片段，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想，这是因为它背后隐藏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完整世界，他从这里出发重建了中土。他的起点是两句盎格鲁撒克逊古诗，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名字Éarendel；他就写了一个故事说，这是一个水手，他的船航行在天空中，召唤着神明对抗邪恶。这个故事变成了《精灵宝钻》——也就是《魔戒》的背景。我想，我们找到的小小的化石残片，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残片，可能也是这样的。
我学历史的时候，最感兴趣的是英国的黑暗时代，特别是从410年到590年的时候。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英格兰没有任何历史记录。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了传奇，有了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。这是在罗马人已经离开不列颠、盎格鲁撒克逊人刚刚到来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罗马人留下的废墟，他们觉得这一定是巨人的遗迹。这是历史的神秘片段。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我也喜欢地球历史上那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，但每一个片段都令人激动、都能告诉人一些新东西的时代。我想这是我成为古生物学家的原因。
果壳网：身为科学家，你看科幻的时候会忍不住去挑错或者寻找科学解释吗？你是因为这种冲动所以去写《中土大陆上的科学》的吗？
亨利·吉：也不一定是因为科学家身份，就像我女儿看《哈利波特》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。她总是在说，“哎这个不是这样的啊。这里有问题。那是个剧情漏洞。”我也是很小就开始看魔戒了，我的小学老师给我们念《霍比特人》，她是个特别好的朗读者，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她的声音。
确实有些科幻作家感受到了科学思维的影响，有人和我们说，“如果你看《自然》看得太久，你做的梦都会有脚注去引用别的梦。”不过我看《魔戒》是因为它的自身特点。它描述的中土世界特别自洽，给人的感觉非常真实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该有个解释，去找这些物理解释肯定很好玩。没错，我们当然知道这些解释不是严肃的。怎么让真知晶石显示出远方的景色？怎么制造出既坚实又柔软的盔甲？怎么才能有一只会喷火的动物？一枚戒指怎么就能让你隐身？最后这个我们没想出办法来。但是我们也有更严肃的目的：运用这些来自科学的见解，我们能关注到很多关于环境、灭绝、改变、化石形成，乃至得与失这样更加文学向的主题。
我还希望证明，幻想的能力对于科学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十多年前，那时英国有一个运动叫“公众理解科学”，有些人对于大众喜欢幻想文学这件事情很生气。他们觉得幻想文学是反科学的。我想证明的是，幻想文学其实很科学。这个立场受了《魔戒》很大启发，但还有一个科幻电视连续剧，叫《X档案》。
果壳网：哎？X档案不是神秘向的吗？
亨利·吉：确实，X档案就是两个FBI特工调查各种各样神秘事件的故事。其中一个是怀疑者，另一个则是笃信者。但我觉得，这两个人合作搞研究会非常有前途。他们在试图探索这些奇怪的现象，经常找不到最终原因，动不动就乱成一团糟，得不出结论，始终不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什么。我觉得，这其实非常好地展现了科学家所做的事情——虽说科学家看的多半不是幽灵和外星人。当科学家之间合作的时候，会有人非常怀疑它的真实性，但也有人非常想要相信它是真的。一个好的科学家同时需要这两个侧面，需要穆德也需要斯嘉丽。
当时有些非常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说X档案是垃圾，科学家从来不会看这种东西。但我的观点与之相反，科学家应该为问题而着迷，应该质疑他们所看到的、所相信的东西，应该努力去寻求解释。如果解释令人难以置信，甚至几近幻想，没问题，只要你拿得出证据！所以我在写《中土大陆的科学》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动机。
果壳网：你为魔戒做了这么多解释，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？
亨利·吉：有。《魔戒》里有一种生物叫炎魔巴洛格。关于它有一件事情特别容易让托尔金的粉丝吵起来，那就是，炎魔有翅膀吗？我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，那就得去找证据。所以我先是采用文学研究的方法，翻阅了托尔金写过的关于炎魔的一切，看看他写没写。结果托尔金从来没有明确提到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又想，如果炎魔有翅膀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我就做了一些空气动力学计算，算了下翼载和展弦比，结果证明，如果炎魔的翅膀要能飞起来，那它肯定奇大无比，完全不能用——因为你知道，炎魔的身高超过人两倍不止。
之所以会想到计算这些，部分是因为我在利兹大学念本科的时候有个教授是物理学家，他对生物力学很感兴趣，讨论的都是动物怎么移动，怎么飞行这样的问题。当时我们把空气动力学应用在翼龙身上，问如果翼龙的翅膀像这间屋子那么长的话，它的飞行模式是什么样的；于是后来我把这门课学到的东西又拿来研究炎魔了。这是个把文学研究方法和流体动力方法结合起来的小研究，我还挺喜欢的。
果壳网：是啊，如果真有翅膀能飞，和甘道夫那一场就不会是那样打了。
亨利·吉：那翅膀得巨大无比。而且还得是那种蝴蝶样的翅膀。所以我估计那看起来会超尴尬。如果炎魔真有翅膀，那也就是超人斗篷那样的，更像是装饰，对于实际的飞行并没有用。炎魔可以跳，肯定能跳来跳去，但它是有一圈“阴影”包围着的，应该是一团黑烟时刻环绕着，如果扑扇翅膀，那会扇成啥样啊。总之我觉得它们应该没有翅膀。就算真有，肯定也很蠢。
“我们在《自然》上发表的一切都是错的”
果壳网：2013年的时候你在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，讨论科学的易错性，甚至提到了说科学在成为新的宗教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你为什么会写那篇文章呢？
亨利·吉：当时有科学家说科学就是新的宗教，真理就是它的上帝。我很生气，所以我在卫报上写了个文章。科学不是关于真理的，它是关于怀疑的；不是关于确定性，而是关于不确定性的。宗教才整天说不容怀疑的真理。但我觉得很多科学家忘了这一点。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同事们都特别担心：“我们在《自然》上发表的一切都是错的”。我很为这句话感到骄傲，但同事都怕得要死。我其实想说的是，我们发表的所有东西，都只是对现实的近似。将来肯定有人会作出更好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在《自然》上发的都是绝对正确的话，我们很快就没工作了，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发现了。但是我们知道那句老话：你知道的越多，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，就像论文里总是出现的那句话一样，“这项研究提出的新问题比回答的旧问题更多”。
有些人觉得科学是个零和游戏，觉得世界上的无知总量是固定的，一点点被知识之光侵蚀掉。但我觉得无知扩展的速度其实比知识更快。有些人觉得这很可怕。很多科学家觉得这很可怕。我？我觉得这激动人心。
果壳网：但是至少我们是错得更少了吧？
亨利·吉：是错得更少，不过是在越来越小的事情上。我们是知道了很多知识，但这些知识都是关于越来越细的领域，而且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全新的不确定领域，发现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有些无知的领域我们原来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不走得足够远，不让视线越过边缘，是没法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全新的地方是可以提问的。确实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东西，但发现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可就多得多了。
果壳网：现在很多领域的可重复性危机也是一个问题。
亨利·吉：我觉得面对这个危机，需要做的是提供所有的数据。犯错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但是你得诚实地犯错，你必须提供所有的相关信息来证明你的诚实。所以《自然》做的事情是尽一切可能让科学家拿出所有的信息来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期刊专门做这件事，有《自然-方法》，有《自然-实验室指南》，有《科学数据》，我们非常鼓励数据公开。
当然了，人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数据而给出结论。如果有人得到了更多的数据，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这并不意味着一开始的那个人一定就错了，他们也许只是尽自己所能，诚实地解释了他们当时所有的数据。我们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古DNA的论文就错了，是被现代DNA污染了。但当时我们不知道，没人知道做古DNA研究需要的实验步骤。那完全是新的科学。我们发表关于佛罗勒斯人的论文的时候，论文说这个人种是18000年前的，当时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方向。但是后来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更多的发掘，证明是错了， 那个遗址是50000年前的。这是科学进步的方式。
但是造假总是会有的。我们不是警察，不可能跑到人家实验室里去检查你造假没有。我们会假定人们是诚实的，通常而言这其实是管用的。科学造假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常见，大多数时候还是糟糕的研究加上自我欺骗。以科学圈的相互信任程度，换别的圈子肯定有更多的造假……但科学家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非常合作的圈子。当然可能有错误，但那是诚实的错误。
果壳网：所以你觉得很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是太自信了吗？
亨利·吉：是的，我觉得有些科学家在证据面前不够谦虚。科学家经常犯的错误是告诉大众他们应该相信什么，告诉他们说“这是个事实”，但实际上他们应该说的是“这是我的观点，其实有可能不是这样”。人们对于不确定性，会感觉非常不舒服，但科学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些不确定性，我觉得科学传播者对此应该诚实。
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十分确定的、符合事实的；但是换个角度来看，也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描述事实相当好，但却是错的。牛顿的引力理论只要不描述巨大物体或者近光速运行就很不错，苹果会掉下树来，飞船也能环绕月球运行。但我们知道，如果看得仔细的话，这个体系就会崩溃，必须要使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就算我们知道了宇宙运行的很多东西，但我们不知道它最初万亿分之一秒里发生了什么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物理学能描绘它。当然这不意味着在那之后我们不能得到对现实的近似。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足以让飞机上天、让火箭去月球、让传染病得到治愈了。但还是那句话，知道得越多，不知道的也越多。
果壳网：不过这就让科学传播工作陷入了不利的境地，毕竟人们喜欢听确定的答案。
亨利·吉：但我们应该把事实展现给公众和政治家，把他们看做聪明人，对他们说，“你自己拿主意，但这是我们发现的东西，你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”。科学家不该告诉别人要做什么，不该居高临下。我们不是塔里的巫师，高高在上眯着眼睛宣讲，说我们是科学家，我们有秘密的知识，不和你们这些霍比特人分享，只是把你们支使来支使去。参与科学、以科学方式思考的，也应该有公众的份儿。
果壳网：所以你觉得现在的科学传播者做得还好吗？
亨利·吉：其实还好。我也是一个科学传播者，至少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我知道这是很难的，你得在事实和不确定性之间寻求平衡。
我觉得科学传播者面临的问题之一是——你肯定有感触——就是媒体没怎么把科学传播当回事儿。可能中国要好点儿吧。英国的主流媒体往往把科学当成一种番外的东西，就像是体育或者园艺这样，只针对少数人的兴趣爱好。于是他们就觉得，有些人喜欢足球，有些人喜欢修篱笆，有些人喜欢科学，就这样了。
但事实上，所有的重大新闻，都有非常多的科学成分。比如，现在欧洲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移民问题，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。但是从来没人说的是，这和气候变化关系非常大，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出现的沙漠化和水源战争逼迫人们迁徙。有人说中东地区的下一场战争就是关于水的。水资源问题始终是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大主题，但是大部分记者只是在描绘症状，并没有去探寻病因。移民的真正原因是气候和人口；当气候变化导致世界的某些地方无法支持其人口的时候，政治紧张局势就产生了。我们在《自然》和《自然-气候变化》刊登过论文，讨论气候变化和战争的历史关联。但是，人们会讨论战争，却不会提到战争背后的气候变化科学。
果壳网：有没有期刊专门讨论这样的问题呢？
亨利·吉：接下来我们要出版一本新刊《自然-人类行为》，这会是一个大主题。我和同事们刊登的很多论文是关于生态学和人类行为的，特别是生态对战争的影响。当然这些研究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情况，但这能教我们如何应对现实。
还有一个有关联的例子，你知道HIV病毒本来是在非洲丛林里传播的，直到人们开始吃猴子和黑猩猩，修路进丛林，扰乱生态系统，才传播开来。有很多新出现的疾病是和毁林相关联的，当然人们很希望治愈这些疾病，但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是生态扰乱。
所以报纸头版的所有重大新闻，几乎都有科学元素；科学能够解释其中的很多因果关系。但是新闻编辑往往是把科学当成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主题。我知道美国有很多科学记者被辞退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小的圈子不需要专门有科学记者，不用专人负责。
果壳网：标准的新闻流程确实没要求记者有专业素养，拥有职业素质、能够找到可靠的信源就可以了。
亨利·吉：是的，就比如说我。我本来是在读古生物学的博士学位，但那时候英国根本就没有古生物学家能做的工作……
果壳网：其实现在也没有啦。
亨利·吉：那时候还要糟糕多了！我因为发现比我高年级的同事都找不到工作，于是决定去当科学记者。正好《自然》需要一个科学作者为《泰晤士报》写每日专栏，就纯属偶然地被录用了。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射线防护的，讲核电站工作的科学家怎么制定辐射防护原则。上班的第一天他们告诉我要写这个东西，说不用太长，两百词就行，我问什么时候要？他们说午饭的时候。这是电话，这是打字机，写吧。他们给了我一个号码，这是英国原子能学会的一个非常非常好心的媒体联络人，把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。上周五我还是个古生物学家，到了周一我就写核辐射的文章了。
所以你看，新闻界是有这么个传统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去写任何东西而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，边写边学。有时候这样的传统确实很有效。我和当时的主编约翰·马多克斯（John Maddox）非常合得来。他对我而言就像甘道夫对弗罗多，是我的导师一样。他教给我关于写作的一切，虽然大多数时候是把选题扔给我然后让我犯错……有次他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做“加州的科研”的报道。我非常努力地在加州做了两个星期采访，然后飞到华盛顿，准备飞回伦敦的时候他告诉我说，除非把稿子写好，不然不许回来。当时是二月，而我还穿着加州的衣服呢……于是在华盛顿的冬天冻得要死。我说“求你了让我回去吧”，他说“不，不。你要给我把稿子写出来。”靠这样的方法他真教会了我好多东西。
果壳网：但是你认为只有这样的记者是不够的。
亨利·吉：我觉得科学记者同样需要那些经受过专门科学训练的人，和科学家相处过，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，能够解释一个事情的意义。你知道很多科学记者有个特点是，他们爱说“哎呀这个好厉害”，但是却不解释它到底怎么厉害。比如说“这是跳蚤打喷嚏的声音放大了300万倍”。嗯这很好玩，但是跳蚤为什么要打喷嚏？能听到跳蚤打喷嚏这件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联吗？光说“跳蚤会打喷嚏而且我们能听到，厉害吧！”是不够的。
“当然可以吵架，但我宁可找点儿不那么让人抑郁的事情”
果壳网：作为一个古生物学家，你是不是经常要和人在演化论上吵架？
亨利·吉：其实并不经常。如果在美国的话，我肯定得整天干这个……但是我想有些人你永远也说服不了，所以我也懒得说了。我在上一本书《意外的物种》里已经尽力了，用整整一章来和神创论者争辩；但总有些人能一直找到理由来支持自己奇怪的反演化观点，对此你什么也做不了。
我觉得找人吵架不是好事情。该做的只是把事实展现出来，说，“这是事实，你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理解，那随你便，尽管我觉得你是错的。”但是，当这些事情影响到政府决策的时候，就值得担忧了，就像美国的新总统这样。我的研究演化生物学的美国同事都对此感到非常不安。我也挺不安的，但还没到他们那种程度，毕竟我不拿美国政府的经费嘛。但是你又能怎么办呢？你当然可以和那堆人吵架，但真的，我宁可找点儿不那么让人抑郁的事情去做。
果壳网：不过，假定你必须告诉大家一件关于演化生物学的重要事情，你会说什么呢？
亨利·吉：演化还在发生，还在发生在人类身上。人类还很大程度上被演化支配着。总有人问人类是不是停止演化了，答案是没有停。人总是在演化的，因为演化没有什么现成的轨迹，不是什么天上的力量指引着你。演化只是一组环境条件，和可遗传的变异相关联，面对环境变化产生种群的影响。人类依然面临着人群的压力，依然面对着环境变化，依然在以各种方式演化着，过去一万年里就有非常大的改变。如果我们要探索其他星球的话，人们必须严肃考虑这件事情，因为那时的人会生活在洞穴里，生活在卫星上，不会回到地球上繁殖，将会分化出新的物种来。
医学领域也能看到演化压力，比如糖尿病的流行，这就是面对食谱的改变而产生的大规模演化回应。欧洲很多地区这样的食谱改变发生在500年前，现在则发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。
果壳网：这一点上人类也没什么特殊的。
亨利·吉：没错，人类一点都不特殊。人也是生活在环境中的，和所有别的生物一样。的确人类以很多方式支配着环境，掌控着地球上相当部分的自然资源，令许多生物走向灭绝，所以我们需要保护它们；但是我们还是在承受着演化的选择压力，只是现在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其他人类、气候变化和资源匮乏。
果壳网：但是人类现在有了操纵自己基因的能力，这不算是一种新的进化吗？
亨利·吉：这算不上新的，只是原来的东西变得更快了而已。你看人们总说的转基因植物，这其实就是以前的育种，只是更快了。不用培育出一个抗病的植物，而是找到抗病的基因再把它塞进去。本质上做的事情只是抄了条近路。如果我们用遗传工程，让人类获得对一种疾病的抗性，那也是一样的——只是做了一件自然选择本来就在做的事情，就像是西非的镰刀型红细胞贫血那样。又比如说西藏，演化让藏人更适合在低氧环境下生存，他们的血红蛋白和氧气的结合能力更好，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很多是来自其他的古人类物种的，藏人的高海拔生存基因有些就来自丹尼索瓦人。这些都是演化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。
果壳网：作为科学记者，你对想从事科学传播的人有什么建议吗？
亨利·吉：哎呀，我很不适合提什么建议，因为我真的是运气太好才有了这份工作。但如果你想成为作家，那么你应该已经在写了。早在我想成为一个记者之前，我就一直在写东西；写作是情不自禁的。
有人问过我怎样才能成为作家，我的第一条规矩就是每天写。每天都必须写。这就像是演奏乐器，或者体育比赛一样，你得练习，得每天练习。肯定不用一上来就写一部长篇小说什么的，但是你可以写博客帖子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声，写一首关于等公交车的诗。任何东西。但你其实不需要这条建议，因为没有我说这句话，你已经在写了。
另一点就是好奇心，我就是这么变成记者的。我对自己的研究其实没有那么感兴趣，反而对其他所有人的研究有兴趣，结果我总是不待在自己的实验室里，而老是跑到别人的实验室去，问他们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，很好玩啊。”我是这样学会要问谁、问什么问题的。
果壳网：而作为自然的编辑，对于想在《自然》发文章的科学家，你想说些什么吗？
亨利·吉：别慌。还有同样要保持好奇心。好奇其实很难，因为当了科学家之后，你通常必须写计划告诉别人你要做什么事情，而所有最好的科学其实都来自出乎意料的地方。你看过《黑客帝国》吗？
果壳网：看过。
亨利·吉：《黑客帝国》里所有人都在虚拟出来的现实中，而他们寻找的就是那些有问题的、讲不通的地方，正是这样地方显露了它的本质。所以他们会注意到，“那只黑猫两次跨过了同一扇门”。这就意味着发生了奇怪的事情。我们也应该去寻找这样的讲不通的东西。
果壳网：你有没有对哪个讲不通的东西印象特别深刻？
亨利·吉：我做《自然》编辑很久了，如果要选一个一辈子忘不了的发现，那我会选佛罗勒斯人，因为它是完全出乎意料的。当时研究者是在洞穴里寻找现代人类占领澳大利亚途中留下的痕迹。这是个大问题，人类是什么时候抵达澳大利亚的？是分几次过去的？是哪一支人类？所以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洞穴里寻找了很久，但是没有找到现代人类，反而找到了这个奇怪的小动物。但他们没有说“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，继续寻找现代人类吧”，而是说“这个好玩，这都是些什么？”于是他们的研究完全偏离了原来的方向，变成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全新证据，证明地球上曾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怪的人类存在过。特别是，你仔细想的话，就这么一组古人类学家，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洞里就找到了唯一一种未知的奇特人类，这什么概率啊？不可能的，一定还有多得多的神奇人类没找到呢。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。你找到了讲不通的奇怪事实，就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。结果这个研究一出来，突然之间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开始发现新人类了，他们拿出了自己以前因为讲不通而藏在抽屉里好多年的头骨，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化石了。这都是因为有人先去寻找到那些讲不通的东西。
果壳网：也许会发现我们也都生活在虚拟世界里……
亨利·吉：那你就是发现了全新的现实。
（编辑：游识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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